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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公布的“匯豐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顯示，12月匯豐制造業PMI預覽值降至49.5，不僅低于50的枯榮線水平，也創下近7個月以來的最低值。

 

制造業景氣的下滑拉低了中國全年工業增速預期。12月15日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發布《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14》（以下簡稱《報告》）預計，全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速將維持在8.3%左右，比2013年下降1.4個百分點。這一增速也將是1998年開始統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月度累計增速以來的最低點。

工業化后期還有8~9年的發展時間

然而，下滑可能還只是開始。

按國際經驗，人均GDP8000~9000國際元是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過渡的門檻。目前中國已經突破了這個水平，工業部門增加值占比開始趨勢性下降似乎難以避免。

事實上， 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在GDP中的占比提高到46.1%，第一次超過了第二產業。從那時起，中國經濟的后半場就被認為已經拉開序幕。

但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研究顯示，這個時間點可能還需要往前提。按照人均GDP、三次產業產值結構、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增加值比重、人口城市化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比等指標綜合測算：2010年全國工業化水平指標指數是66。

這意味2010年中國已經到了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由此看2011年~2013年在中國發生的GDP增速的穩步下降就不是一個意外的結果。

“2010年‘十一五’結束以后，意味著中國已經走完了工業化中期階段。從這個里程碑的時間點為起點，按照十八大報告，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有8~9年的工業化后期的經濟發展時間。”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表示，“工業化后期，肯定不可能保持工業化中期的高速增長， 我們測評2011年以后，進入到工業化后期，經濟增速下滑到了7%，應該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增速。”

 

2014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已經下降到7.4%，近月來制造業景氣逐步走低，使得“失速”風險陡增。

最顯著的擔心體現在連續33個月處于負增長的PPI數據上。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提示，PPI從2008年之后的高位下跌以來，今年已經主要在一個較小的幅度中波動，這意味著制造業確已進入下滑區間。

“這一輪的經濟下滑因素中，有20%~30%的原因是周期性原因，而70%~80%的原因是潛在增長率在下降，這構成了當前‘新常態’的大背景。”中國人民大學楊瑞龍看來，工業增速的放緩不僅影響工業企業的發展，對于被寄予厚望的服務業恐怕也會產生抑制力。

一個證據來自非制造業PMI指數的波動。在2010~2014年之間，非制造業PMI指數都高出50枯榮線，原因是中國人均GDP的提升和資金大幅進入金融、房地產等行業。“如果從非制造業指數本身和投資額增速做縱向比較，會發現2014年比近5年增速仍然放緩了2.7%。”楊瑞龍表示，沒有制造業發展支撐的服務業難以維持較高的增長，服務業可能在2015年遭遇增速下滑。

“從美國的工業化過程的經驗看，第三產業占比每提升6%，GDP增速相應下降約1%，這是因為第三產業的生產過程中實現的資源轉化比較少。”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平新喬指出，這個下降的過程只有到第三產業和其他產業的結構趨于穩定的時候，GDP的增速才不會向下走。在美國，這樣的情況出現在1977年左右，當時第三產業在美國的GDP總量中的占比達到了80%。

那么，當下中國“新常態”增長動力困局已經比較清晰了：第三產業的占比剛剛接近50%，遠不到能夠單獨扛起中國經濟維持中高速發展的任務，而同時第三產業本身也可能受工業發展趨緩而拖累增長。

這意味著，在步入工業化后期的中國，制造業的重要性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應該更加得到重視。

三大挑戰工業“新常態”

未來8~9年里，中國的后工業化之路該怎么走？

 

在為這個問題找到答案之前，此次發布的《報告》首先提示了步入工業化后期的中國制造業面臨的三大挑戰：產能過剩、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新工業革命。

設備利用率通常用于反映行業的產能利用情況。根據行業協會的調查，采礦業以及制造業中的紡織、造紙、化纖、非金屬制品、鋼鐵、通用設備、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及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等行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認為產能過剩“比較嚴重”或“非常嚴重”的企業超過八成。

調查中，企業總體平均設備利用率為72.2%，其中制造業企業的總體平均設備利用率為71% 。其中有超過半數的企業2014年設備利用率在75%及以下。從不同行業看，食品、造紙、橡膠塑料、非金屬制品、鋼鐵、有色金屬等行業平均設備利用率低于70%。

對2015年企業設備利用率的預計來看，43.8%的企業預計2015年設備利用率在“75%及以下”的企業經營者，占企業總體平均設備利用率為75.3%，其中制造業企業2015年的平均設備利用率預計為74.5%，僅比2013年的調查結果上升了0.4個百分點。

產能過剩帶來的不僅是企業當期經營效率的下降，侵占的資金和人力直接影響了企業對于新業務、新技術的投資。

“目前出現的產能過剩是此前中國工業粗放式、依靠要素驅動發展的后果之一，在化解過剩產能的同時，也明確了后工業化的發展必須是要通過創新來驅動。”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表示，新的局面意味著此前傳統的產業政策的操作空間將變得有限。

所幸的是，今年10月公布的《中德合作行動綱要》從某種程度上透露了決策層對于后工業化時期中國要走怎樣的發展路線的一種思考。

在這份有110條內容的文件中，“工業4.0合作”的內容僅有4條，卻在公布之后成為最受人矚目的部分。

 

其中明確提出工業生產的數字化（“工業4.0”）對于未來中德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兩國政府應為企業參與該進程提供政策支持；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和德國聯邦經濟和能源部、聯邦教研部將建立“工業4.0”對話。為兩國企業在該領域開展自愿、平等的互利合作搭建平臺；中德兩國還商定將在標準問題上緊密合作，將“工業4.0”議題納入中德標準化合作委員會；電動汽車、高能效智慧能源控制／智慧家居、供水及污水處理都是兩國共同關注的未來領域。

工業4.0是指利用信息化技術促進產業變革的時代。該概念德國政府高技術戰略2020確定的未來項目之一，在2013年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正式推出。

“發達國家是先工業化后信息化，而我國則是工業化與信息化同步發展。這些年互聯網在我國已經有了非常廣泛的應用，但這種應用更多地是在消費領域，而不是在產業。”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院士鄔賀銓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工業4.0則是要求互聯網新技術向產業滲透。”

其實早在2002年，我國就提出了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但這十幾年間，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正在不斷地沖擊和顛覆越來越多的行業，這顯然也促成了對于新型工業化的重新思考。

“我國當前所處的后工業化時期和歐美國家的‘再工業化’時期有重合，這是我們的挑戰，也更是我們的機遇。”黃群慧表示，挑戰是過去我國制造業發展所依賴的比較成本優勢將被弱化，制造環節的全球重新布局可能導致國際直接投資的回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可能因為缺乏現代制造技術的支撐而失去工程化和產業化的能力。中國制造業應當努力實現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低技術密集向高技術密集、由粗放發展向精益制造、由大規模生產向大規模定制的全面戰略轉型，顯著提升在全球制造業分工中的位勢。

按照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的估計，盡管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增速可能繼續放慢，但是由于包括石油在內的大宗商品量價齊跌，這使得進出口可能對于GDP的貢獻“轉正”。“2014年預計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總計能為中國GDP增加值貢獻達到0.6%，這可以部分彌補投資下滑而導致的經濟下滑，在一定程度上為新型工業化的布局提供緩沖空間。”裴長洪說。“2015年工業經濟將處于‘三期疊加’影響的集中體現期。” 黃群慧表示。